桂圆的产地 中国古代荔枝的地理分布及其贡地变迁

大家好，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桂圆的产地这个问题，中国古代荔枝的地理分布及其贡地变迁很多人还不知道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！

荔枝原产于中国热带亚热带的岭南地区，由于味道鲜美，受统治者喜爱，自西汉起直至清代便成了南方地区特色果贡之一。唐代诗人杜牧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，将荔枝之音传遍了大江南北。自此关于荔枝的记录便多了起来，不仅有诗歌词赋，还有专门的著作《荔枝谱》。关于荔枝的研究，笔者认为最晚始自宋代，苏轼《荔枝叹》曾对“贵妃”所食荔枝的来源发表过“诗歌形式”的议论，自此而后许多文人墨客、史地学家、医药学者等对荔枝也多有关注。纵观近现代学术界对中国古代荔枝的研究，成果丰硕，其中荔枝的地理分布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尤其突出。但是研究多是分时段分地区的研究，所以本文尝试从历史和地理全局出发，谈谈对我国古代荔枝地理分布及其贡地变迁的认识。如有不当之处，敬请指正。

荔枝原产于中国，经有关学者研究中国最早的荔枝产于今海南岛、粤西和桂东。因此四川、福建等地的荔枝无疑是引种的。那么四川地区的荔枝始于何时呢？对此蓝勇先生认为秦代四川便已种植荔枝了，其论文记述：“记载四川地区荔枝最早的是《秦记》，在《华阳国志》卷３《蜀志》中僰道县条下引《秦记》：‘僰僮之富，汉民多渐斥徙之，有荔枝、姜、蒟。’既然书称《秦记》，当然应言秦代事物。僰道县在今宜宾西南，这样看来公元前三世纪四川就开始栽培荔枝了。”其实，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。首先，“汉民”是对汉朝民众的一种泛称，因此不应出现在《秦记》中。《华阳国志》是代常璩的著作，“汉民”实有常璩加入了其所处时代才有的历史元素（“汉民”的称呼）的嫌疑，其称“汉民”是对汉代历史的追述。其次，考虑的便是《华阳国志》中这句话的断句。假如在“僰僮之富”后断句，“故《秦记》言僰僮之富。汉民多渐斥徙之，有荔枝，姜，蒟”，后面一句为常璩所追述汉代之事，这样前后便不矛盾了。可见，蓝先生引书时对断句判断失误。在任乃强校注的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一书中就断为：“故《秦记》言僰僮之富。汉民多，渐斥徙之。有荔枝、姜、蒟。”如此，则四川产荔枝不当是秦代之事了。

那么，四川地区什么时候开始产荔枝呢？《扶南记》记载：“荔枝始传于汉世，初惟出岭南，后出蜀中。”这句话说明了荔枝汉代才传播开来，当初只产于岭南，后来才传播到四川地区。从前文的引书可知，在常璩所处的东晋时期，四川应已产荔枝了，不仅仅是僰道，而且江阳郡也产荔枝。在《文选》卷４《蜀都赋》注中，有注文曰：“《南裔志》曰：龙眼，荔枝生朱提南广县、犍为僰道县，随江东至巴郡江州县，往往有荔枝树，高五六丈，常以夏生，其变赤可食。”《南裔志》作者为东汉杨孚，故可知东汉时期四川地区就已普遍种植荔枝了。根据汉武帝经略西南夷，开发川蜀这一重大事件，笔者大胆推测荔枝最早在汉武帝时期传入四川地区。

关于荔枝的最早记载是公元前2世纪初，赵佗归附汉朝，自岭南进贡荔枝。汉武帝时，“破南越，建扶荔宫”，开始尝试从岭南移植荔枝于长安扶荔宫，长安气候显然不适合荔枝生长，因此移植荔枝往往不能成活，不能成活便罢，仍然是连年移植、进贡不断，劳民伤财。可见荔枝树想要移植成活，气候条件必须满足。司马相如在《上林赋》中将荔枝称为“离支”，其意为荔枝离开树本体，不能长存。荔枝果实不能长存，也意味着其进贡多艰难。经综合研究，荔枝进贡主要考虑三个因素：供需地距离远近（产地与京城的距离）、道路的通达程度以及保鲜技术和水平的高低。

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，关于荔枝的记载就多了起来，列表如表１。

从表1可知，隋唐以前我国荔枝主要分布在岭南、四川两地，特别是四川地区的荔枝记载增多。其他地区仅吴都建邺可见，建邺出现的荔枝推测为皇家园林内的移植荔枝。

从上文可知，隋唐以前荔枝的大规模进贡始于汉武帝时期，不仅有贡还有栽培荔枝的尝试。《三辅黄图》载：“扶荔宫，在上林苑中，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，起扶荔宫……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，无一生者，连年犹移植不息。”荔枝进贡，劳民伤财，至东汉和帝时下令罢贡。《后汉书·和帝纪》载：“旧南海献龙眼、荔支，十里一置，五里一堠，奔腾阻险，死者继路。时临武长汝南唐羌，县接南海，乃上书陈状。帝下诏曰：‘远国珍羞，本以薦奉宗庙。苟有伤害，岂爱民之本。其敕太官勿复受献。’由是遂省焉。”岭南地区荔枝进贡前后长达二百多年，形成了从岭南到长安、洛阳的荔枝贡道。据有关学者研究，岭南苍梧为荔枝进贡的出发地，越五岭后沿湘江进入长江，再西溯至江陵，从江陵取陆路到襄阳，从襄阳到长安走武关道，到洛阳则走鲁阳关道（三鸦路）、方城路。其中翻越五岭有两条道路，一是“萌渚岭道”从苍梧郡城沿西江顺流８０里至广信（今广东封开县），再溯贺江逆行370里到达临贺（今广西贺州），改为陆路过萌渚岭隘口，经湖南江永、道县再改用水路，顺潇水下湘江至长江。二是“骑田岭道”从苍梧郡城沿西江下肇庆，抵清远，转逆北江而溯洭水（连江）到达桂阳县（今广东连州），过骑田岭到达湖南临武、郴州、耒阳，取耒阳水道下衡阳，出湘江，再入长江。详见图1。

魏晋以来，四川地区的巴郡、江阳、犍为等地普遍种植荔枝，与从岭南进贡荔枝相比，四川地区无疑具有道里近便的优势，其至都城的荔枝在新鲜程度上高于岭南，四川或已经加入进贡行列，但笔者尚未看到有关隋唐以前四川地区进贡荔枝的记载。如有进贡，那么从四川地区把荔枝送到长安，主要通道是由金牛道、米仓道至汉中，再从汉中由褒斜道或子午道运送到长安，进一步则由崤函古道运到洛阳。显然，此进贡的距离比从岭南更近。

为了保持荔枝的新鲜，进贡时也会采取一些保鲜措施。比如竹筒贮藏法，通过利用新砍竹筒，盛放荔枝，进行密封，并外裹湿泥。但是由于岭南距离都城长安、洛阳太远，荔枝的保鲜并没有多大的效果。由于荔枝保鲜日期短，三日而味变，故古代进贡的荔枝多“干货”，比如荔枝干、荔枝煎等。只有皇帝、后宫嫔妃以及大臣才有可能品尝到费尽心力进贡的少数鲜荔枝。

唐宋时期荔枝的地理分布及贡道变化

唐宋时期国家重归一统，社会安定繁荣。与此同时四川地区的荔枝种植范围扩大，品质提高，统治者又偏爱荔枝，这就促进了四川荔枝的兴盛，故有“蜀中之品，在唐为盛”的说法。关于杨贵妃所食荔枝产地基本已成定论，即来源于涪州地区。下面将唐宋时期四川地区荔枝的地理分布情况列表如表2。

由表2可见，唐宋时期四川地区荔枝种植比较广泛。有成都（益州）、重庆（渝州）、宜宾（戎州）、泸州、涪州（涪陵）、乐山（嘉州）、万县（忠州）、雅安（雅州）、汉源（黎州）等地，其中戎、泸、涪、嘉四地品质最优，宜宾和泸州则最负盛名。

与此同时，福建地区的荔枝开始出现在史籍的记载中。据北宋初年刘斧所辑《青琐高议》中《隋炀帝海山记（上）》的记载：“隋炀帝建西苑，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，驿至京师。闽中进五色荔枝，绿荔枝，紫纹荔枝，赭色荔枝，丁香荔枝，浅黄荔枝。”这说明隋时福建地区已经有栽培荔枝了，具体从何时传入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北宋时福建地区的荔枝已成为贡品。梁克家《三山志》载：宋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），岁贡荔枝干6万颗，荔枝煎岁定130瓶。福州太守蔡襄《荔枝谱》云：“福州旧贡红盐制干和蜜煎二中，庆历年（1041-1048年）初，太官问岁进之状，知州事沈邈以道远不可至，减红盐之数，而增白晒者，兼令漳、泉二郡亦均贡焉。”可见，福建地区福州、泉州、漳州三大荔枝产地都已进入贡荔行列。主要种类有荔枝干、荔枝煎、圆荔枝。其中荔枝干，崇宁四年（1105年）增至7.3万颗，大观元年（1107年）增至7.6万颗，政和年间（1111-1117年）增至8.6万颗。荔枝煎，大中祥符二年，定额130瓶，丁香荔枝煎30瓶；元丰三年，条次贡物，如祥符之数；元祐元年，名为常贡；崇宁四年，定岁贡，亦如之。圆荔枝：崇宁四年定岁贡10万颗，大观元年11万颗，宣和中增至21万颗。到了南宋，福建地区的贡荔超过了四川，当时人们对于荔枝的评价是“闽中第一，蜀川次之，岭南为下”。这时福建地区不仅进贡荔枝干、荔枝煎、圆荔枝，还进贡生荔枝，即将快成熟的荔枝移植于木桶之中，日夜兼程，进贡至京师。

岭南荔枝，从东汉末至唐少见于记载，笔者仅查到一处，即嵇含《南方草木状》载：“魏文帝诏群臣曰：南方果之珍异者，有龙眼，荔枝，令岁贡焉，出九真，交趾。”唐以后记载又多了起来。《唐书·礼乐志》载：“帝幸骊山，杨贵妃生日，命小部张乐长生殿，奏新曲未有名，会南海进荔枝，名曰‘荔枝香’。”唐代广州司马刘恂《岭表录异》记有岭南荔枝，其文曰：“荔枝，南中之珍果也。梧州江前有火山，上有荔枝，四月先熟，核大而味酸。其高（今广东茂名）、新州（今广东新兴县）与南海（南海郡）产者最佳。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34记载，南海地区在元和年间贡有荔枝煎。

吴任臣《十国春秋·南汉后主本纪》载：“大宝三年（960年），帝命荔枝熟时，设红云宴，以乐后宫，岁以为常。”此时岭南荔枝多为南方朝廷所享用。宋人张宗闵著有《增城荔枝谱》，记载增城县境内荔枝品种一百多个。南宋高宗绍兴（1131-1162年）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云：“荔枝自湖南界入桂林，才百余里便有之，亦未甚多，昭平出槱核，临贺出绿色者优胜，自此而南，诸郡皆有之。”说明当时广西荔枝东至梧州苍梧，南至合浦（唐代廉州），北至昭平、桂平均有栽培。依据气候这个条件客观分析，岭南荔枝产量和品质皆应为上，但为何处于下风，屈居于第三位呢？其原因究竟为何，其实不必多说，自是其与京城的距离较远，没有福建近便。又为何将四川荔枝放在岭南之上，笔者分析有两种原因，一是四川离唐都长安、洛阳，北宋都开封、北岭南近，即使是南宋都临安，顺江而下的传送速度远比岭南快；二是与唐代的荔枝评价有关，唐代四川荔枝居于首位，至宋仍具有较大影响力。

唐宋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，交通运输也得到了快速发展。唐代荔枝进贡形成了专业的荔枝道，荔枝道从涪州乐温县出发，取陆路通州、万源，翻越巴山至洋州，再循子午道至京师长安，全长2000里左右，驿速提高后，一日夜可达六、七百里，故而三日之内能到达长安。《方舆胜览》卷68引《洋川志》载：“杨贵妃嗜生荔枝，诏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，香色俱未变。”严耕望先生对此分析道：“涪州至长安，陆路不过二千二百数十里，少或不逾二千里，唐代急驿日行五百里，为杨贵妃特嗜，可能加快速度，故‘人马毙于路者甚众，百姓苦之’。若需要七日夜，则一日夜只行三百里，何致人马倒毙耶？或云七日者，正为由岭南贡荔之日数欤？然七日驿到，荔枝已败坏矣。”可见荔枝道的快速与便捷。

苏轼的《如梦令·荔枝》：“闽溪珍献，过海云帆来似箭。玉座金盘，不贡奇葩四百年。轻红酿白，雅称佳人纤手擘，骨细肌香，恰是当年十八娘。”这首词反映了北宋时期东京开封的荔枝主要来自福建地区，是由海路到扬州，迳运河运达东京。据《三山志》记载：“宣和间，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，航海至阙下，移植宣和殿，锡二府宴，赐御诗云：‘蜜移造化出闽山，禁御新裁荔子丹。琼液乍凝仙掌露，降苞初绽水精丸。酒酣国宴非珠粉，风泛天香转蕙兰。何必红尘飞一骑，芬芬数本座中看。’时余太宰深诗有‘赐比西山药一丸’之句，上称赏之。”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，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成本低廉、快速，尤其是隋唐大运河的开通，北宋对漕运的重视，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。福建地区临海有许多重要海港，海运发达，荔枝走海路到扬州，后沿运河至开封非常便捷。南宋都城临安离福建地区更近，荔枝运到京城不费吹灰之力（图2）。

除了供需距离缩短，交通更加便捷之外，荔枝保鲜技术也得到了发展。不仅有竹筒密封法，还有装壶密封法。装壶密封法即用带盖的壶进行密封，也有用木桶盛载冰凉井水，隔水置荔枝于水面上，密封桶盖。由于供需距离缩短，传送速度加快，保鲜方式改进，鲜荔枝的进贡便不再那么的艰难，直至明清时期，荔枝进贡未尝断绝。还有一种通过移植荔枝树的方法进行保鲜，效果虽好但其数量则会受到限制，因为荔枝的生长周期较长，移植的方法不仅劳民伤财，长期进贡也会导致原产地荔枝树数量的减少。

元代以降，我国荔枝的地理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。四川地区荔枝逐渐衰落南移；福建地区依旧是荔枝的主要贡地，并向台湾传播；岭南地区的荔枝虽不是主要贡地，但是也有进贡记载，并逐渐向南亚、东南亚等地区传播。另外云南地区虽有荔枝，但因地气浅薄，荔枝种植不成规模。

元明清时期，四川地区的荔枝逐渐衰退，除局部有种植，其余产地大都不再出产。明嘉靖《四川总志》记载，成都府有荔枝，蜀府花园出；叙州府有荔枝，土人善为荔枝煎；重庆府载蜀中荔枝，叙、泸之品为上，涪次之，合州又次之。清雍正《四川通志》载：成都府荔枝，旧蜀府花圃出，今无；重庆府荔枝……今止嘉定州有数株，余州少有植者；叙州府有荔枝，土人善为荔枝煎；直隶泸州有荔枝。保宁府、顺庆府、夔州府、龙安府、宁远府、雅州府，直隶眉州、邛州、潼川府、资州、绵州、茂州、达州皆无。唐代四川地区的荔枝种植曾达北纬32°，后来南移至北纬29°以南地区，主要分布在泸州、合江、宜宾、南溪、泸县等地。四川地区荔枝退化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，其次战乱破坏了大量的荔枝树林资源，是造成荔枝衰退的重要的人为原因。由于其荔枝资源衰退，路途遥远，四川进贡便不再有太大的意义。

明清时期，福建地区依然是荔枝的主要贡地，品种也越来越多，出现了许多记载荔枝的专著《荔枝谱》，列表如表3。

除《荔枝谱》外，还有许多其他史料记载。据明黄仲昭纂《八闽通志》卷20《食货·土贡》载：“元代贡锦荔枝20万颗。”卷26《食货·物产》载：“泉州府有荔枝，蓝家红其品为郡第一，另有法石白、大将军、七夕红等品种；漳州府荔枝有何家红，陈红、大绿、小绿、余家绿等品；兴化府荔枝品种很多；福宁州有荔枝；汀州府、延平府、邵武府无荔枝。”明代王世懋《闽部疏》（1585年）载：“枫亭驿荔枝甲天下，弥山被野。”“荔枝以兴化府枫亭驿为最，长乐县次之。”清代，郭柏苍《闽产录异》卷2《果属·荔枝》：“国朝荔枝贡，由延、建抵浦城，以瓦盆架船上，因花时须用青盐，贡船乃满载私盐，州、县盐商患之，道光元年罢贡。”据同治《福建通志》卷59、卷60《物产》记载，福州府、兴化府、泉州府、漳州府、福宁府均产荔枝；永春州、台湾府亦有荔枝；延平府、建宁府、邵武府、汀州府、龙岩州无荔枝。

据清宫档案记载，福建贡生荔枝历雍正、乾隆、嘉庆三朝。贡荔之事由总督和巡抚隔年轮流置办，方法有如蔡京当年之贡生荔，先在木桶中如栽盆景般栽培数百株荔枝，届时选择长势较好的数十株，装船溯闽江而上，至延平（今南平）后舍舟经建瓯、浦城陆路北运，在距福州水路200里的水口以北，因地势高，气候冷，已不适荔枝生长，因此入贡的荔枝树要待开花结果后启运。运输过程中还要带大量闽中清水，以供沿途浇灌，使水土无异。另一条贡道是经海路运抵京城，方法也如前（元明清贡道比较简单，不再绘示意图）。如此颠簸数十日，待到荔枝树运抵京城时，荔果刚好成熟，但每株只剩下六七颗了。当时，福建贡荔的主要品种有陈紫、状元红和绿荷包。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，曾从福建一次运来60桶，结有荔枝473颗，七月初二摘下１颗，自落64颗；乾隆吃了4颗外，余下的赏赐给皇妃、皇子、亲王、大臣，除裕皇贵妃得到两颗外，其余的一人一颗，这批荔枝在13天后采摘完毕。乾隆皇帝为此还留下《荔枝至颁赐朝臣而有感》一诗：“闽中佳实秋前到，相对年年有所思。酬节只供原庙荐，承愚非复寝门时。飞来岭外炎风送，斜倚栏边揭露垂。料的擎归旧鸳侣，几多欢喜几多愁。”可见元明清时期福建贡荔比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不仅种植广泛，品种繁多，且品质优良。

元明清文献中也有许多岭南荔枝的记载。《元一统志》载“岭南地区广州路土产荔枝，番禺、南海、东莞、新会、增城并有之；梧州路苍梧县有荔枝；容州土产有荔枝蜜煎。”陈大震《大德南海志》载“荔枝今佳品多出增城，其名有大将军、小将军、状元红、水晶团、犀角子、丫髻子（黑叶）１６种”元代广州的荔枝湾作为“御果园”，除遍种荔枝外，还栽种里木树（又称宜母子，即柠檬树）800多株，用以制成所谓“渴水”，列为贡品。明万历《广西通志》载“荔枝，品种不一，色红味甘。”嘉靖《广东通志初稿》“荔枝，果之珍羡天下者，其名最多，曰脆玉、曰状元红、曰大将军、小将军，曰大丁香、小丁香，曰绿罗袍……”谭莹著有《乐志堂诗集》，其诗以1861年完成的《岭南荔枝词百首》最为著名，第七首“十里矶围筑稻田，田边博种荔枝先。凤卵龙丸多似谷，村村箫鼓庆丰年。”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荔枝种植繁盛。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：珠江南岸地区、广州等盛产荔枝，南海地区、番禺、顺德、东莞、增城等地荔枝遍布。道光《广东通志》卷95《舆地略十三·物产二》载“增城县搜山有荔树高八丈，相去五丈而连理（寰宇记）；广州荔以挂绿为第一品；十八娘并驱玉露霜产于新会厓门，明月珠产南海番禺山中，在挂绿之次；妃子笑产佛山；万里碧产东莞戴家园；骊顶珠产顺德龙岩山；珊瑚产清远山中；粤中荔枝挂绿为最，福州佳者尚未敌岭南之黑叶，而蔡君谟谱乃云，广南郡所出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，是亦乡曲之论也。”卷170《经政略·土贡》载“光禄寺项下：圆眼……荔支13200斤，每斤价银7分，共银924两。”总的来说，元明清时期岭南荔枝种植繁盛，品种繁多，质量上乘。

除了上述三大荔枝分布区外，台湾、海南岛以及云南均有荔枝种植。

台湾于1683年入清版图，次年设台湾府，属福建省，领台湾、诸罗、凤山三县。其荔枝种植较晚，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年）刊《台湾府志》和乾隆《续修台湾府志》均未见荔枝的记载。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年）刊《台湾县志》提及荔枝：“台虽有而不多，味酸不堪食。”瑏瑠雍正二年刊（1724年）《诸罗县志》则称：“荔枝壳红膜紫肉白，以核之细者为珍，谓之焦核，为南方第一佳果，有自内地携１～２株来者，多华而少实，味酸。”瑏瑡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年）刊《续修台湾府志》则称：“荔枝皆自内地来，漳州状元红、紫绡王，因海上风阻，不得日食三百，荔枝兴化漳浦产者为上。”道光十四年（1834年）刊《彰化县志》则已指出荔枝“品类不一，多自内地渡来，味香色红紫，本地亦有佳品不逊内地”。由此可见，栽培荔枝在1720年以前已从福建地区引进台湾，但是品质不佳，还以从福建地区舶来为主。到了道光时已经有了适合台湾地区种植的荔枝品种，且成为了佳品。海南岛位于岭南以南，是荔枝原产地之一，但其地开发晚且发展缓慢，关于荔枝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。明唐胄《琼台志》记载：“荔枝出琼山西南界宅念都者多且佳，有红紫青黄数种……吾琼当岭极南，荔枝特盛，以不利红盐，枝盛熟时饫食不及，街市担卖，值甚低。”可见海南一直以来都有荔枝种植，但主要为当地民众所食用，不进贡所以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和记载。云南荔枝记载最早见于唐代，唐代樊绰《云南志》：“荔枝、槟榔、诃黎勒、椰子、桄榔等诸树，永昌、丽水、长傍、金山并有之。”元代李京《云南志略·诸夷风俗》：“山田薄少，刀耕火种。所收稻谷，悬于竹棚之下，日旋捣而食，常以采荔枝、贩茶为业云。”明刘文征撰《滇志》33卷记载，临安府（今云南建水县）有荔枝，云南府有土荔枝。清张泓《滇南新语》载元江有荔枝。可见云南地区的荔枝种植在唐宋时期较多，但到了明清时期，荔枝种植越来越少，与四川地区的荔枝衰退有一定的相似性。归根究底是云南山多地少，地气浅薄，不适宜荔枝的生长，很难扩大种植范围和产出高品质的荔枝。

关于荔枝的历史地理变迁，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。

第一是荔枝种植的历史地理变迁。由于历史的不可逆，已经无法确知荔枝种植的具体情况，故只有根据文献资料记载进行大胆推测。荔枝原产于中国岭南地区，最初的荔枝为山野荔枝，人工栽培荔枝起源时间无法确知，但该地区荔枝自开始种植便不曾断绝。随着中国古代经济开发及社会发展的步伐，荔枝逐渐传播到其他地区，第一站便是四川地区，最迟在汉武帝时期传入，直至清末仍存，只是种植范围缩小，呈现南移的现象。三国孙吴苦心经营江左地区，促进了福建的开发，结合文献记载，隋炀帝时闽中进贡五色荔枝，笔者大胆推测，栽培荔枝在三国孙吴时便已传入福建，经过几百年的动荡和缓慢发展，至隋唐时福建荔枝开始崭露头角，至北宋时成为荔枝的主要贡地，一直持续到明清。通过对荔枝种植区拓展的原因进行分析，发现其一是得益于气候的变化（变暧），二是人为的推动作用，在荔枝扩展阶段可以说人为因素起到了主要作用，主要是人的开发和推广作用。荔枝种植的衰退期，气候变化（变寒）成了主要原因，人为因素起到一定的激化作用。比如明清四川荔枝种植区的衰退，气候变冷是主要原因，战乱则破坏了荔枝林木资源。

第二是荔枝贡地的历史地理变迁。荔枝因为进贡才名扬天下，假若没有进贡，没有得到上层知识分子的关注，在古代交通不便，封建愚民政策、户籍制度等等因素的作用下，想要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怕是没有那么容易。所以在中国古代，荔枝与进贡有着密切联系，探讨荔枝贡地的历史地理变迁便有他特定的认知意义。中国古代荔枝贡地的历史地理变迁呈现出两汉贡在岭南、唐宋贡在四川、元明清贡在福建的现象。笔者研究发现导致荔枝贡地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原因，即荔枝进贡与否、贡地的选择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，可以分为两点来理解，一是国兴则贡衰则不贡，二是政治中心的转移导致与荔枝产地之间供需距离的变化，这两点决定了荔枝贡地的选择，进而导致不同时期荔枝贡地选择性的变迁。除了政治因素，荔枝的产量和品质、道路与交通的发展、保鲜技术的进步对荔枝贡地的选择也产生着重要影响。比如汉代其他地方没有荔枝，四川刚刚开始不成熟，荔枝便只能从岭南进贡。到了唐代荔枝贡地由岭南转移到四川，除了道里近便之外，与四川荔枝产量增加、品质提高，道路的疏通、驿速的提高，保鲜技术的进步都有很大关系。

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，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，对中国古代荔枝的地理分布和贡地变迁有一个系统性、整体性的认识，便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目的。

作者信息：张生（1994-），男，河南沈丘人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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