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华社长沙4月23日电 新华社记者 周勉 袁如婷
和往常一样,去年冬天,袁隆平再次前往海南,与队员在南繁基地呆了三个多月。
他已经89岁了,身体状况大不如前。
几十年如候鸟般奔波的背后,是这位老科学家对梦想的执着和对国家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。
“不让人民挨饿”——初心不改的《追太阳》
袁隆平出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,从小就与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 他在重庆读书时,曾经历过爆炸事件。 他觉得国家必须变得强大,才能不被别人欺负。 新中国成立前,袁隆平亲眼看到路边躺着饥饿的人们,心里非常难过。 选择农业报国,源于袁隆平想让大家吃饱饭的强烈愿望。
1953年,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,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工作。 “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农业大学生,我立志解决粮食增产问题,不让人民挨饿。” 袁隆平信誓旦旦。
1956年,袁隆平带领学生开始农业实验。 袁隆平发现水稻中的一些杂交组合具有优势,并确定这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途径。 种植杂交水稻的想法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。
1966年,袁隆平发表论文《水稻雄性不育》,拉开了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。 此后,他与学生李必虎、尹华奇组成“三人科研团队”,启动了水稻雄性不育育种计划。 1970年,在海南发现花粉败育的野生稻,开启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突破。 袁隆平将这件宝物命名为“野贝”。
来自10多个省区市的科研人员齐聚海南。 他慷慨地将“野生废弃物”分发给大家,并在农场立起小黑板,为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讲课。 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研发竞赛已经拉开帷幕。 1973年,在第二届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合作会议上,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对成功,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重大突破。
回忆那些克服困难的日子,袁隆平记忆中最深刻的细节之一就是背着足够吃几个月的腊肉,倒车几天的火车前往云南、海南、广东等地进行育种研究。 他回忆道,这段经历“就像一只追逐太阳的候鸟”。
持续奋斗:从“吃饱”到“吃好”、“健康”
“希望青年科学家不要太计较个人得失,而应该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目标,不断努力。” 2018年11月22日,袁隆平在接受未来科学奖组委会颁发的奖杯时表达了期待。
这也是他一生践行的目标。 尽管杂交水稻取得了每公顷18吨的产量,但袁隆平并不满足。 他告诉记者,我们还需要向每公顷19吨、20吨的目标努力。 目前,他正在研究利用基因工程雄性不育系的第三代杂交水稻,该技术将在未来几年内获得批准,大规模推广,并逐步取代三系杂交水稻和两系杂交水稻。
解决了“吃饱”的问题后,袁隆平更加注重“吃好”和“健康”。 他主导实施的超级杂交水稻“三株四产”高产工程已从过去强调产量转向兼顾绿色优质目标。 2017年,参与“三株四产”高产工程的30多个品种中,优质稻米占比超过30%,多个稻米品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标准。
2018年9月,中国农学会、华南农业大学、中国科学院等各单位、部门的专家对我院牵头的“低镉水稻技术体系”多点生态试验进行了全面评审。袁隆平. 结果显示,“低镉米”大米的镉含量在每公斤0.07毫克以下,低于每公斤0.2毫克的国家标准和每公斤0.4毫克的国际标准。 这说明“低镉稻”在不同镉含量、不同栽培方式的土壤中表现相对稳定,为我国从根本上解决“镉稻”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撑。
“我宁愿做太平洋上的海鸥”——让杂交水稻技术为人类做出贡献
“洞庭湖的麻雀,见过几场大风大浪。” 这是湖南人常说的一句话。 在描述自己的杂交水稻梦想时,袁隆平笑着说:“有人说我是洞庭湖里的老麻雀,但我宁愿做太平洋上的海鸥,让杂交水稻技术跨越海洋。”
袁隆平1985年撰写的《杂交水稻简明教程》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出版,并发行到40多个国家,成为世界各地杂交水稻研究和生产的指导书。
2004年,袁隆平因“为确保世界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展现了广阔前景”和“致力于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数十个国家教授和应用杂交水稻技术”而荣获世界粮食奖。
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为帮助沿线国家提高粮食生产提供了有力助力。 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统计,截至2018年底,已有40多个国家种植杂交水稻超过700万公顷。
“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度过的,我知道民族的屈辱和苦难。当我能用科学成果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一席之地时,我将被称为‘国父’。”杂交水稻、各种名称的科学奖项并不重要,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为中国人民赢得了荣誉和尊严。” 袁隆平说道。